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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541-1 王涛 剑桥学派与洛克研究(上)

发布时间:2019-07-06 02:14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詹姆斯·塔利(James Tully)生于1946年。从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塔利于1977-1996年在麦吉尔大学的哲学与政治科学系任教。从1996到2001年,塔利在维多利他大学,担任政治科学系的教授与系主任。在2001-2003年间,塔利担任多伦多大学首任哲学研究的亨利. N. R. 杰克曼特聘教授,供职于哲学与政治科学系与法学院。2003年,塔利回到维多利亚大学,担任政治科学、法律、原著民治理与哲学领域的特聘教授。

  塔利是加拿大皇家学院成员,加拿大杜鲁多基金会(Pierre Elliott Trudeau Foundation)的荣誉会员。2010年,塔利获得加拿大艺术委员会颁发的奇拉姆人文学科奖(Killam Prize in the Humanities),以表彰他杰出的学术贡献。塔利2008年出版的两卷本《政治哲学新解》获得加拿大政治科学协会(Canadi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颁布的“C·B·麦克弗森奖”(C.B. Macpherson Prize),即2008年至2010年间用英文或法文写作的最好的政治理论著作。塔利还是《政治学理论》(Political Theory)和《全球宪政主义》(Global Constitutionalism)杂志的顾问编辑,牛津大学的《约翰·洛克的克拉伦登版全集》(Clarendon Works of John Locke)的合编者,并曾经担任剑桥大学“语境中的理念”(Ideas in Context)丛书的总编辑之一。

  塔利著有:《论财产权:约翰·洛克和他的对手》、《政治哲学的一种进路:语境中的洛克》、《陌生的多样性:歧异时代的宪政主义》、《政治哲学新解之第一卷:民主与公民自由》、《政治哲学新解之第二卷:帝国主义与公民自由》等书。塔利编辑的书籍有:《约翰·洛克:论宗教宽容》、《意涵与语境:昆廷·斯金纳与他的批评者》、《普芬道夫:论人与公民的自然法义务》、《多元主义时代的哲学:论查尔斯·泰勒的哲学》等。

  《论财产权:约翰·洛克和他的对手》是塔利的第一本学术著作(修改自他的博士论文),也是他的成名之作。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论上讲,此书是剑桥学派“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方法论的早期代表作之一。从研究内容上讲,此书是西方洛克研究的经典之作。

  从20世纪中期开始,西方学界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一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于西方学者对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深入探索。思想史的研究不再是个人看法的表达,不再是对历史材料的主观总结,而是基于一定方法论之上的严谨分析。也就是说,思想史的研究者开始关注思想史研究这项工作本身的哲学基础。他们开始认真地思考以下问题:怎样解读经典文本,怎样认识思想家的意图,怎么定位思想家所在的时代,怎么理解伟大思想的影响。以及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这些不同的问题间建立关联。在这段蓬勃发展的时期,出现了诸多学派,提出了不同的方法论。剑桥学派无疑是其中势头最猛,影响力最广的一支学派。

  剑桥学派得名于它与剑桥大学的密切关系。该学派的主要人物或是受业于剑桥大学,或是常年在该校任教,其主要成果体现为剑桥大学出版的“语境中的观念”(Idea in Context)与“政治思想史剑桥文本”(Cambridge Text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两套丛书。剑桥学派的革命体现在对政治思想史方法论的研究与对政治思想史的主要人物与思潮的研究这两方面。就方法论而言,剑桥学派逐步确立了一种被称之为“语境主义”的研究方法;就具体研究而言,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格劳秀斯、霍布斯、哈林顿、费尔默、洛克、伯克等近代早期主要思想家进行重新解读。 塔利的《论财产权》是剑桥学派早期较为成熟的代表性成果之一,但是这本书并不是剑桥学派的开山之作,塔利通常被认为是剑桥学派的第二代传人。剑桥学派的开创者是皮特·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1915-2001年)。在他的引领下,剑桥学派的第一代学人陆续登场。他们是:J. G. A. 波考克(J. G. A. Pocock)、约翰·邓恩(John Dunn)和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学界称其为剑桥学派的“三剑客”。这三位学者通过一系列的著作与论文,奠定了剑桥学派的地位。塔利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师从邓恩与斯金纳,邓恩对洛克的研究以及斯金纳的方法论学说对塔利的《论财产权》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为了帮助读者能够了解《论财产权》这本书的学术史背景,下面我将简要介绍一下,在塔利的《论财产权》出版前,剑桥学派的语境主义方法论(特别是斯金纳在这方面的研究)以及剑桥学派对洛克的相关研究(特别是邓恩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再来介绍《论财产权》一书的方法论及其对洛克研究的贡献。

  拉斯莱特于1938年从剑桥大学毕业。二战结束后,拉斯莱特于1949年回到剑桥大学并于当年出版了他编辑的《费尔默:父权制及其他政治著作》。1960年,拉斯莱特出版了他所编注的《政府论两篇》。 在为《政府论两篇》所写的导论中,拉斯莱特谦虚地将自己的首要目标界定为“一项平庸的历史研究——按照洛克本人为读者设想的面貌还原他的文本,把它纳入当时的历史背景、即洛克本人的背景,揭示洛克的所思所写与有着历史影响的洛克之间的关联” 拉斯莱特所自称的这项“平庸的历史研究”其实代表了一种非常不同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论。这种强调“历史语境”的方法论贯穿于拉斯莱特对费尔默与洛克的研究中,可以说是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虽然拉斯莱特本人并没有对这一方法论进行充分的阐释,不过在他的影响下,波考克、邓恩与斯金纳这三位剑桥学派第一代学人陆续出场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建构。虽然三人在方法论上的立场颇为相似,存在许多相互启发、相互借鉴的地方,但相互之间亦存在较大的不同。相比较而言,斯金纳的方法论研究最具代表性,而且对塔利的影响最为直接,所以我将首先简要介绍波考克与邓恩的研究,然后详细介绍一下斯金纳的学说。

  波考克(1924年—)于1952年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波考克曾在多种场合与文字中提到,拉斯莱特的方法论以及对十七世纪英国思想的重视启发了他。波考克的博士论文就是对十七世纪英国政治思想的研究。这篇论文于1957年出版,名为《古老宪法与封建法:十七世纪英国历史思想研究》。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波考克也同时在思考思想史的研究方法。1960年,波考克发表了第一篇此类论文:《语言及其含义——政治思想研究的转向》。波考克首先批判了在20世纪中期大行其道的思想史研究方法。他指出,在这种方法论的视野中,“政治思想研究被认为是对传统正典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将传统转化为历史,其方法表现为就这一传统的思想内容进行哲学式的评述”。波考克认为这种方法论是不恰当的,它反映了“历史与哲学之间关系的失调”。这种方法论使得思想史研究领域中充满了“非历史的陈述”与“非历史的研究者”,从而使得对思想史的历史研究面目不清。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用哲学解释代替历史解释,将政治思想史转化为哲学史、世界观史,从而误解或者说回避了历史研究的真正任务,使得政治思想研究丧失了自主性。波考克从当时兴起的语言哲学与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特别是“范式”这个概念)中获得启发,试图提出一种新的方法论。他指出,这种方法在于“分辨并探索作为政治话语载体的范式性语言,其着重点在于明确这些语言所发挥的修辞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功能,其中所包含的含义和暗示,随着对话的进行,这些含义和暗示会呈现出来”。波考克认为,研究政治思想史必须从政治语言(一种“范式”)的角度来理解政治思想,通过展示语言以及语言范式的多样性及其复杂语境来理解政治思想的“多种逻辑状态、多个抽象层次、多种参照语境、多重线年,波考克又发表了《政治思想史,一种方法路的探究》一文,继续探讨这个问题。波考克强调,我们必须从思想家的行为(即他的抽象化活动)与思想家的语言这两个角度来将思想家的思想放置在它所属的言谈传统中,从社会行为的角度来加以理解,从而把握思想家的言谈究竟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以实现一种真正的“历史性重建”。通过这两篇论文,波考克初步说明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分析了这一转向所涉及的几个主要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一些初步回答。

  波考克从剑桥大学毕业后离开了剑桥大学,先后任教于新西兰与美国。邓恩(1940年-)比波考克小16岁,同样毕业于剑桥大学(在拉斯莱特的指导下)。他于1966年加入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并一直坐镇剑桥大学。1968年,邓恩发表了《观念史的特性》一文。与波考克一样,邓恩批判了对政治思想史的哲学化研究。他在这篇论文中指出,思想史的研究必须超出传统的历史研究与哲学研究的二分对立,将“历史的具体性与哲学的精密性”结合起来。邓恩首先分析了政治思想史的主题问题。他认为,它通常包括“人们过去所提出命题”与“人们在阐述这些命题时所置身于其中的活动”这两方面的内容。与前者相对应的是一种理性解释,与后者相对应的是一种因果性解释。但是除此之外,还存在第三种解释模式。这种解释模式融合了前两种解释模式,它是关于政治论证与政治论辩的解释,其中心是作为言说者的人以及人的陈述。 邓恩接着指出,如果是这样,那么思想史研究中误读经典的问题就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这其中最为棘手的一个问题是,很多时候“除非我们知道一个人在做什么,不然我们就无法知道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问题在于,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一个人在做什么”,一个思想家在著述时究竟想要做什么?邓恩指出,人们为解决这个问题而提出的动机解释与意识形态解释这两种模式都是有问题的,而我们应该回到“言说的语境”中。就“言说的语境”而言,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来 “闭合语境”(closure of context),即确立语境的范围与界限。邓恩认为“实际上,能够闭合语境的是言说者的意图” 。邓恩在文章末尾强调,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用言说者的人生经历取代历史学家的人生经历来闭合语境”。邓恩指出,这项工作虽然十分艰难,但思想史研究者是无法回避它的。邓恩在20世纪60年代对剑桥学派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将这种语境主义的方法论应用到对洛克的研究中。我将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对此加以介绍。

  斯金纳(1940年—)同样受业于剑桥大学并于1962年毕业后留在了剑桥大学。斯金纳一直坐镇剑桥大学,一直致力于思想史的研究,成为了剑桥学派的领军人物。早在本科阶段,斯金纳就阅读了拉斯莱特编辑的《政府论两篇》,并深深为之折服。斯金纳曾在采访中饱含感激之情地指出,拉斯莱特的作品以及他对自己的指导和建议是他早期剑桥生涯的“幸运的事”。 波考克也是斯金纳较为尊敬的学者,两人在五六十年代就相互通信。斯金纳曾说,《古老宪法与封建法》“是我本科时代看过的最激动人心的著作”。就同龄的剑桥学人而言,斯金纳与邓恩同岁,两人是很好的朋友。邓恩当时致力于对洛克的研究,而斯金纳则致力于对霍布斯的研究,两人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

  斯金纳非常赞同邓恩的《观念史的特性》一文的基本观点。在此启发下,斯金纳于1969年发表了一篇长达50页的论文:《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系统全面地反思了思想史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纲领。此文气势非凡,指点学界,被斯金纳自认为是一篇“宣言书”。斯金纳的批判对象与波考克、邓恩大致一样,只不过年轻气盛的斯金纳点名道姓批判了许多大家,例如“观念单元”(unit idea)史之方法论的奠基人洛夫乔伊(Arthur O. Lovejoy)、文本主义(Textualism)方法论的开创者施特劳斯(Leo Strauss)。 斯金纳此文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将这种“形形色色历史性的谬误”进一步分为三类并逐一加以批评。它们分别是:“学说的神话”(mythology of doctrines)、“融贯性的神话”(mythology of coherence)和“预见的神话”(mythology of prolepsis)。 斯金纳对这三种神话的分析构成了这篇论文的主体部分。接着,他非常简要总结了自己关于观念史研究的方法与价值的两个基本主张。

  西方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之所以在20世纪中期之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是因为,西方的政治思想史研究(甚至整个政治学研究)在当时面临着重大的危机。长久以来,思想史研究的正当性在于这样一个基本预设:人类的根本处境具有不变性,经典问题、经典思想与经典文本具有持久相关性,因此当代人可以通过探究思想史来探究永恒的政治真理。与此相似,传统政治学的正当性与使命是运用哲学的思维方法探究永恒的政治原则。

  到了20世纪中期,实证主义(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在西方学界大行其道,规范性政治学(政治哲学)受到了遵循自然科学分析方法的行为主义的有力冲击。此外,以实证主义为基础,以政治现实危机为诱导而生发出的历史主义(及其隐含的相对主义)似乎使得思想史(政治哲学史)研究丧失了基本的价值,因为它使得史学家无法从历史中提炼出永恒的命题与答案,为当代人提供积极的思想资源。思想史研究彻底丧失了取古以为今用的积极意义。历史研究中的化约主义者(reductionist)更是将思想观念贬低为一种“附带现象”(epiphenomenal),从而使得观念成为政治、经济的附带产品,使得观念史成为政治经济实践史的附带产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史学是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为了试图克服历史主义,洛夫乔伊、施特劳斯等人试图为政治哲学与思想史的自主性辩护。观念史学科的奠基人洛夫乔伊通过将观念史分解为一些单元观念(如“存在之链”、“自然”等),将不同思想家的思想解释为各个单元观念的组合产物,赋予单元观念以独立的生命力,从而赋予观念史以独立的地位。施特劳斯则将思想史的使命定位为,通过对经典文本本身解读来探究人类的永恒智慧。这种反历史的思想史正典(canonical)诠释进路受到了来自于新兴语言哲学(特别是日常语言哲学)与那些深受语言哲学影响的史学家(特别是剑桥学派)的有力挑战。 斯金纳的《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正是最有力的一篇檄文。

  拉斯莱特在为1965年出版的《政治、哲学与社会》辑刊所写的“导言”中指出,随着二十世纪上半叶令人恐怖的世界政治面貌、社会科学对哲学的替代以及语言哲学的出现,“政治哲学已死”。 虽然拉斯莱特宣告了传统政治哲学的终结,但是他认为如果我们运用新的理论工具与方法来重新探究政治哲学命题,那么传统政治哲学也有重生的机会。 拉斯莱特本人并没有系统地运用语言哲学的成果,他与剑桥其他史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将现代经验主义带入到政治思想史中”。这个经验主义史学立场指导着他对费尔默与洛克的研究,其中的一些方法与主张启发了后来的几位剑桥学派学者。如梁裕康所言,从拉斯莱特对洛克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对拉斯莱特来说,政治哲学家不再是一个旁观者,他自己就是政治事件的参与者,而他参与的方式就是发表他的理论或哲学。也就是说,从事政治哲学研究本身不再是一种回溯或记录,而是一种行动。拉斯莱特也因此认为,把政治哲学视为独立于历史事件之外的理性建构并不恰当。” 拉斯莱特将政治哲学转等同于政治实践。政治哲学与政治哲学史并不是研究“真理”与“真理阐释者”,而是研究“行为”与“行为人”。逻辑实证主义与正典诠释方法都用哲学消解了历史,使得思想史只剩下“思想”而没有“史”,即将历史置于哲学之下。 拉斯莱特则试图将哲学置于历史之下。波考克、邓恩与斯金纳三人更为积极地接受了后期语言哲学(日常语言哲学)的观点,进一步推进了拉斯莱特的想法。与拉斯莱特不同,他们试图在从哲学中拯救历史的同时将两者结合起来,而非用历史取代哲学。波考克将思想史研究划分为“行为”与“思想”两个范畴,而邓恩与斯金纳则的试图以“言语行为”为切入点来整合这两个范畴。

  从六十年代的这几篇早期论文来看,波考克、邓恩与斯金纳三人所主张的思想史方法论有很大的相似性。首先,他们所批判的对象是一样的。其次,他们都强调在 “历史语境”中理解经典文本。再次,他们都认为可以通过语言哲学的角度重建这个“历史语境”。最后,他们的目的都是调和历史与哲学的冲突:同时维护思想史研究的历史真实性(克服历史的哲学化)与哲学上的有效性(克服极端的历史主义)。尽管如此,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三人还是有差异的。邓恩与斯金纳是塔利的导师,相比于波考克,两人对塔利的影响更大。 由于邓恩当时并没有系统地进行方法论的研究,所以就方法论而言,斯金纳对塔利的影响要更多一些。因此,我们有必要仔细看看斯金纳的方法论。由于国内对斯金纳的早期几篇方法论文章介绍得不多,所以我将稍作具体分析。

  斯金纳的方法论主要来自于他对英国语言学家J·L·奥斯汀(J. L. Austin)等人所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act theory)的进一步发展,并将其应用到政治思想史方法论的研究中。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斯金纳如何吸收并发展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奥斯汀对斯金纳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如何以言行事》一书。在这本书中,奥斯汀提出了言语行为的三分法。这三种言语行为分别是:

  3、以言取效的行为(perlocutionary act),即“说话者在说了什么之后通常还可能对听着、说着或其他人的感情、思想和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其模式为“By saying X and doing Y, I did Z)。

  我们可以举一个斯金纳经常使用的例子来对此加以说明。比如说,一名警察看见一名滑冰者在结冰的池塘中滑冰。警察对滑冰者说:“那里的冰非常薄。”就“以言表意的行为”而言,警察说这句话是在描述一个事实,即池塘的冰非常薄。就“以言行事的行为”而言,警察说这句话本身就是在警告那位滑冰者。“警告”就是这里的“行事”。就“以言取效的行为”而言,警察说完这句话以后,滑冰者可能就不再继续滑冰了。在这三种言语行为中,奥斯汀最为强调的是“以言行事的行为”,或者说言语的以言行事力量。他认为,每个重要的语言都含有某种以言行事力量(illocutionary force)。

  斯金纳比较关心的是,奥斯汀的理论对于我们了解“一个人如何理解另一个人的一般沟通行为”,从而了解“人们如何理解经典文本这样一种特殊沟通行为”有何启示。这包括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言语行为人到底做了什么(文本的内容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言语行为人为何这么做(文本的目的是什么)。斯金纳于1970年发表了《常规与对言语行为的理解》一文来探讨前一个问题。斯金纳认为,如果我们着重考虑“如何建立沟通”这个问题,那么必须要强调“常规”(convention)在“以言行事的行为”中的关键作用。如果警察的警告要能够被滑冰者理解,滑冰者必须明白“那里的冰很薄”这句话意味着,他脚下的冰承受力很小,很容易破,自己很容易掉进湖中,从而明白警察是在警告他。我们可以将滑冰者所需要明白的这个东西看作是一个常规,即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这个常规使得警察试图通过“那里的冰很薄”这句话而不是其他的话来警告滑冰者。如果滑冰者不明白“那里的冰很薄”意味着“他脚下的冰承受力很小,很容易破,自己很容易掉进湖中”这样一个常规,那么他就不会明白警察是在警告他,两人之间的沟通就无法实现。因此,常规支配着以言行事行为。当我们用思想家来替换警察,用史学家来替换滑冰者,用思想家的文本来替换警察的语句后,这个的情况就变得更为复杂了。原因在于,虽然史学家希望理解思想家和他们的文本,但是思想家是在一个不同的时空实施一个言语行为(书写文本),而他在实施这个行为时实际上并没有想要与史学家进行沟通。斯金纳指出,“这是当历史学家与社会人类学家试图理解一个陌生文化或者是过去所言说的言语时,发现自己所身处的情况与困境”。沟通双方并不是在同一个意义层次上对话。在这种情况下,常规的重要性就格外突出了。思想家的言说(文本)是指在向他当时的社会、当时的读者。如果研究思想史的历史学家要想理解思想家的言说(文本),他们就必须把握当时支配思想家的言说(文本)的常规(包括语言性的常规与社会性的常规),即“什么是需要说出来的、什么是不需要说出来的,什么意涵与暗指是无需直说就可以期待被得到理解的,以及总的来说,在某一既有的情境或社会中,在使用任何既有概念中,哪些使用概念的标准被人们约定俗成地加以应用。”

  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加以发挥,应用到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上是一项非常艰难而复杂的工作。《常规与对言语行为的理解》一文主要讨论的其实是一个纯粹语言哲学的问题,研究对象是人的语句。但是,思想史研究的不是思想家的语句,而且是思想家的文本与他的写作行为,两者属于不同的范畴。斯金纳需要将言语行为理论从语言哲学的层面转到行动哲学(philosophy of action)的层面。斯金纳的做法是将意图与常规进行连接。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斯金纳认为常规是理解“言语行为人做了什么”(文本的内容是什么)这个问题的重要因素,但是“言语行为人为何做出这个言语行为”(为何写作某个文本)并不是由常规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仅仅了解常规并不足以了解以言行事的行为。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言语行为人为何这么做(文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如何来解释这个目的?这个解释的正当性何在?次年(1971年),斯金纳发表《言语行为的实施与解释》一文试图从行为哲学的角度来说明这个问题,它包括“言语行为与意图的关系”和“如何解释言语行为”这两个问题。

  斯金纳指出,从奥斯汀所阐释的以言行事的行为的角度来看,当时盛行的行动哲学对“人们如何认识意愿性行为的本质”、“如何来描述这种行为”、“如何来解释这种行动”等问题所给出的答案都是有问题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行动的意图”这个问题。斯金纳认为当时的哲学家混同了动机与意图这两个概念。就我们所关心的问题而言,思想家不可能对今天的史学家对他的作品的理解有一个先于他写作行为的动机,从而使得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动机来了解思想家想要我们知道些什么。但是,斯金纳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去重述与解释思想家的言语行为。解决之道在于,我们必须采用“以言行事的行为”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在警察与滑冰者的例子中,我们看到,警察说“那里的冰很薄”这个言语行为可以被重述为“那个警察在警告滑冰者”。此外,这一重述反映了,警察通过言说他的话究竟意在何为(intend)。斯金纳进一步指出,这不仅仅是一种重新描述,而且提供了一种解释模式,因为它为行动提供了一个理由(reason)。斯金纳写道:“这一解释来自于对那些常规的把握,它们支配着言语身上的以言行事力量。来自于对A(言说者——译注)意在何为的理解……要知道这个答案就要知道说话者意图他的语言如何被他人接受。而这又是要知道说话者在言说那一语言时的意图是什么。而这又是要知道为何他会言说这一言语。这样就获得了对这一(语言)行为的解释。” 斯金纳指出,许多哲学家将作者的意图理解为“什么使得作者进行写作?”这个问题,所以意图被认为是一部作品得以诞生的一个自然事实性因素。基于这样一个理解,人们在意图的重要性问题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有人认为,为了理解作者的意图以及他的文本,我们必须了解作者的个人兴趣、人生经历、精神状态等等。有人则认为,了解作者的意图是没有意义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如果一个作者是为了赚钱才写作出某个文本的,那么了解这个意图对我们理解作者的思想没有任何意义。斯金纳认为,这两个行动哲学流派关注的其实都是作者在实施言语行为之前的心理因素(即动机),而非作者在进行语言行为时的意图。前者是行为的原因(cause),是行为发生的一个条件(condition)。从这个角度去解释行为是对行为的因果性解释。后者是行为的理由(reason),是从以言行事的角度对行为本身的一个特征(feature)的解释。 因此,意图不仅仅是指向语言本身,而且对语言行为做出了解释。这种解释在两个方面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解释不同:一方面,它不是一种自然因果性解释;另一方面,它也没有穷尽对行为的解释。尽管如此,对于思想家与经典文本而言,这种解释就已经足够了,而且它还具有自足性,即不受无穷尽的自然因素的影响。

  通过《常规与对言语行为的理解》与《言语行为的实施与解释》这两篇论文,斯金纳从言语行为理论的角度着重阐述了“常规”与“意图”这两个重要概念的含义以及两者在解释人的行为(特别是语言行为)中的作用。斯金纳的言语行为理论不是为了解决语言哲学问题,而是想要为一种新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论打下哲学基础。研究政治思想史就是对政治思想做出解释。如何理解这里的“解释”是事关方法论的重要问题。斯金纳注意到,当时的社会科学(包括史学)研究存在一个问题:人们倾向于否认研究者的哲学立场以及研究者对如何解释人的行为的观点会影响他们的研究(特别是他们的方法论)。换句话说,研究者没有意识到他们在研究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言语行为的一方。斯金纳的方法论显然在批判这个现象。1972年,斯金纳发表了《“社会意涵”与社会行为的解释》一文来处理这个问题。他以“行为的社会意涵”(meaning)为切入点,介入到当时对此问题的“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争论中。斯金纳认为,他的言语行为理论能够克服争论双方各自的弱点,为我们理解“行为的社会意涵”提供更好的方法。如此一来,他的言语行为理论就不再局限于语言哲学范畴中,而是被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的基本问题中。在论文的最后,他更有底气地对文本主义思想史研究方法提出了批判。

  这一批判在他同年发表的《动机、意图与文本的解释》一文中得以全面展开。这篇文了聚焦于“文本的解释”,它试图为以下问题提供一个答案:“是否有可能为如何解释一个书面文本确立任何一般性规则”。斯金纳指出,要说明什么是对文本的解释,它具有怎样的意义,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文本的意涵”。斯金纳接着区分了意涵这个概念的三种含义,而他认为第三种含义(斯金纳称之为“意涵3”)最为重要,即“作者在这部作品中所说的话意在何处?”(What does the writer mean by what he says in this work?)。斯金纳应用他之前就已提出的“意图”这个概念(不同于“动机”)入手来把握这个问题。他得出结论:“对作者写作时的意图的了解(在我试图加以分离的那个层面上而言),不仅仅与作者所写内容的“意涵3”相关,而且实际上就等同于后者”。最后,斯金纳提供了文本解释(即还原文本的意涵)的两条一般性规则。第一条规则是:“不仅仅关注待解释的文本,而且要关心主要的常规,这些常规支配着文本作者如何来处理此文本所涉及的问题与主题”。第二条规则是,“关注作者的精神世界,他的经验性信念的世界”。

  斯金纳1969年的《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一文面向整个政治学界,论战群儒。之后,斯金纳开始深入探索思想史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常规与对言语行为的理解》、《言语行为的实施与解释》这两篇文本基本上完成了这个工作。在《“社会意涵”与社会行为的解释》与《动机、意图与文本的解释》这两篇论文中,他熟练地应用他的言语行为理论,对“如何解释社会行为的意涵”与“如何解释文本的意涵”这两个与思想史直接相关的问题做出了阐述。此时,人们已经注意到,一个新的思想史学派已显露雏形。同时,政治学界也开始对这一学派的基本主张进行反思,其中不乏批判者。 1974年,斯金纳发表了《分析政治思想与行为的几个问题》一文来回应各方的不同意见,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方法论。这篇文章总结了“政治思想史究竟应该研究什么”这个老问题以及“人们所主张的政治原则与他们实际的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个新问题。斯金纳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理解经典文本,而这个理解不仅仅是对文本本身的理解,而主要是对文本的历史语境(或者说意识形态语境)的理解,从而复原文本的历史意涵。 文本的本质是政治思想家的言语行为。理解这种特殊的意愿性行为的关键是关注政治思想家写作文本的意图,而理解其意图的关键是理解环绕在这个行为周围的那些意识形态常规。这第二个问题是一种新问题,斯金纳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些人认为斯金纳的方法论无法解释政治思想史中那些突破常规的政治原则,而这些原则对实践的影响恰恰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重点。但其实这个问题关系到政治思想(政治原则)与政治行为的内在关系这样一个一般性问题。斯金纳指出,有些人将政治原则看作政治行为的动机,但是事实情况却是,人们(包括思想家)所主张的政治原则(或者说意识形态)并不是他们的政治行为的真正动机,政治原则与政治行为之间不存在严格的因果关系。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得出以下结论:政治原则对人们的政治行为没有任何直接影响。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如果人们的政治行为在当时不为社会所认可时,他就必须借助于某个政治原则来正当化他们的行为,即使这项政治原则并不是人们的行为动机,甚至不被人们所相信。此时,人们通过操纵一些现存的特殊词汇(同时具有描述性与评价性功能的词汇)的言语行为之潜力(speech-act potential,例如将一个谴责性的用语变为一个赞扬性的用语)或这些词的使用标准(例如将一个赞扬性的用语运用到一个之前不被赞扬的行为上)来正当化他的行为。也就是说,斯金纳认为要准确解读思想家的新颖观点还是要从言语行为的角度来加以探究。

  从方法论上讲,塔利在《论财产权》中全面贯彻了斯金纳的方法论,将其应用到对洛克及近代早期财产权问题的研究中。接下来我将先介绍一下《论财产权》出版之前,西方学界特别是剑桥学派对洛克的研究情况(以财产权问题为主),然后再介绍一下塔利对斯金纳方法论的具体应用以及塔利对洛克研究的贡献。

  到19世纪50年代,西方学界对洛克的学说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人们此时的普遍看法是,洛克的哲学与政治学都不够融贯,其中存在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而且两者之间的联系也是不清楚的。如何准确地解读洛克的著作,如何准确地定位洛克的思想史地位,如何对洛克的影响做出令人信服的判断,这些问题困扰着所有的洛克研究者。 1953年,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科学教授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出版了《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他将洛克放置在他所定义的古今之争的大局中,将洛克解读为与霍布斯一样的现代自然权利的倡导者。 施特劳斯总结道:“洛克的财产学说以及他的整个政治哲学,不仅就《圣经》传统而言,而且就哲学传统而言都是革命性的。通过将重心由自然义务或责任转移到自然权利,个人、自我成了道德世界的中心与源泉,因为人——不同于人的目的——成为了那一中心和源泉。洛克的财产学说比之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是这一根本转变的更加‘先进’的表达。” 1962年,多伦多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麦克弗森(C.B. Macpherson)出版了《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一书。他将洛克放置在他所定义的资本主义社会兴起与发展的脉络中,将洛克解读为无限私有财产制与阶级剥削的辩护者,与霍布斯同为“占有性个人主义”的倡导者。 两人对洛克的解读分析深入,结论明确,对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同时也引起了不少批判性的回应。其中最为主要的一支批判力量就是“剑桥学派”的几位学者:拉斯莱特、邓恩与塔利。

  拉斯莱特在为《政府论两篇》所写的导论中,借助于详实的史料分析证明了,《政府论两篇》所针对的是费尔默的学说,而不是霍布斯的学说。他认为,将洛克与霍布斯进行直接的关联是在“不加批判地沿袭强大的传统,即应当把洛克与霍布斯相提并论”,“这样做证据不足”。如此一来,施特劳斯与麦克弗森所建构的从霍布斯到洛克再到其他人的思想史脉络就被切断了。 在导论的第五部分,拉斯莱特对洛克的主要思想进行了分析。在谈论到洛克的财产权学说时,拉斯莱特指出,洛克的财产学说“一向是受到众多批评和误解的主题”。最需要澄清的一个误解就是:“洛克既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资本主义者’”。 拉斯莱特明确指出,施特劳斯与麦克弗森将洛克定位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言人的做法存在着重大的失误。 虽然拉斯莱特对洛克的财产学说提出了几点颇有见地的看法,但是他认为“洛克的财产学说是不完备的……我们也不应期待它成为一种阐述完备、论证严密的财产学说。 此外,就洛克学说的整体而言,拉斯莱特并没有进行系统性的深入解读,而且也没有在方法论上给出深入的阐释。这项工作是由邓恩来完成的。

  在塔利之前,剑桥学派中对洛克的研究贡献最大的学者是邓恩。邓恩分别于1967年与1968年分别发表了《约翰·洛克政治思想中同意》与《正义与洛克政治思想的解释》两篇论文,分别对洛克思想中的“同意”与“正义”概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1969年,邓恩出版了他对洛克的研究著作《约翰·洛克的政治思想》。邓恩意识到,施特劳斯与麦克弗森的解读是由特定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论所支撑的,所以邓恩有意识地强调了方法论问题,并试图在《约翰·洛克的政治思想》中用自己的方法论系统全面地阐述洛克的政治思想。

  邓恩在此书的副标题中指出自己的方法为“历史性解释”。他写道,这种解释“依赖于它对洛克自己的意图的确认是否充分……所以所谓的‘历史性’是指对洛克到底在说什么的解释,而不是指向洛克用隐性墨水写下的,只有通过二十世纪的眼光才能看清楚的那样一种学说”。具体来说,这本书有两个目的,包括“相比于之前的解释,对洛克在《政府论》中所主张的东西给予更为融贯、更具历史准确性的解释以及对‘洛克为什么想要主张这些东西’这个问题给出更为融贯的解释”。在邓恩看来,辉格派(自由主义派)的解释、麦克弗森(马克思主义派)与施特劳斯(以及他的弟子理查德·考克斯(Richard H. Cox))对洛克的解释都脱离了历史证据。这些学者仅仅根据他们对思想史脉络的总结(自由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私有权利的发展、自然权利的发展)来对洛克进行断章取义的“简化”。他们提供的解释似乎有着宏大的历史眼光,但却“无力解释约翰·洛克的微观世界”。

  邓恩认为,他的解释最为重要的创新之处在于“强调洛克的宗教预设在他所有作品中的理论核心地位”。在邓恩看来,我们必须从洛克的神学思想入手,理解洛克怎么阐述人与上帝的关系,才能明白他的所有学说。依此进路,邓恩在此书的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分别简要分析了洛克的早期作品《自然法辩难》与《宽容短论》以及《政府论》与排除危机事件的关系、洛克与费尔默、霍布斯等人的关系。接着,他分析了《政府论》中的几个重要学说,如自然状态、正当政体、反抗权、自然法等。所有这些分析都将洛克的神学思想作为其重点。邓恩并没有从“财产”这个角度来分析《政府论》的政治学说,但是他在此书的最后一部分,针对麦克弗森的解释,对洛克的财产权学说(或者说权利学说)提出了一个宏观的看法。在麦克弗森那里,洛克的财产权学说是《政府论》的重中之重。财产权塑造了人的本质,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差异,最终塑造了一种不同于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布尔乔亚社会。在邓恩看来,这一主题先行的解释“的确可能是洛克的作品对于我们的重要意义所在,但是它却不是对洛克如果构想这样一个主题的充分因果解释”。也就是说,大量的文本与历史材料证明,洛克自己不可能在有意识地充当“新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侩子手”。邓恩认为,我们对一个具有高度复杂性的论证的解释必须包括,用哲学作品来阐释社会史与用社会史来阐明哲学作品两个不可分离的部分。麦克弗森用后者来取代前者的做法,在否定了前者的同时也破坏了后者的解释力,使得他的解释仅仅是历史学家的幻想。 邓恩认为他自己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解释,其关键是把握洛克的天职学说(doctrine of the calling)这个加尔文主义的神学学说。邓恩接着从这个角度对劳动的含义、权利与责任的关系、权利学说背后的平等主义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邓恩总结道:“粗略地讲,洛克的社会与政治学说是对加尔文主义社会价值观的阐释”。

  邓恩对洛克的财产学说的分析存在着几点不足之处。首先,邓恩的分析缺乏严谨的文本分析。他没有具体分析洛克的财产权学说(特别是《政府论》的第五章)的内在逻辑以及洛克的财产权学说与《政府论》后半部分以及《人类理解论》、《自然法辩难》等其他文本的内在关联,而仅仅提出了几点总体性的看法。其次,正如麦克弗森在对《约翰·洛克政治思想中同意》的书评中指出的:按照邓恩的解释,洛克的财产学说存在大量不融贯之处。这使得我们搞不清这到底是洛克的问题,还是邓恩的解读本身就有问题。

  本文原为詹姆斯·塔利《论财产权:约翰·洛克和他的对手》(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中译者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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