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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听懂斯金纳教授在北大的演讲

发布时间:2019-07-04 13:25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出身南朝,学本洙泗,志在天下,浪迹四海,思想既东且西,观点亦左亦右。目前委身于日本某国立大学任副教授。

  我认为在斯金纳的北大讲座,他主要的意图,便是介绍教导早已成为世界上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学研究主流的剑桥学派方法论以及其个人过去的研究成果。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

  举世闻名的剑桥学派三大师之一:昆廷·斯金纳教授从4月4日起(以下省略敬称),北京大学进行为时两周,共四场,对外公开讲座。第一场是关于斯金纳的政治思想史方法论,第二场到第四场,他将基于他的方法论,分析解释从文艺复兴的马基雅维利到17世纪中叶英国内战时期的霍布斯,主轴是(现代)“国家”(the state)的兴起,副轴心是“自由”(liberty)的展开,换句话说亦即是“国家”与“个人”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在斯金纳的历史研究与政治论述里,自由与国家息息相关,如影随形。

  上周斯金纳已经讲了前两场,我看完视频以后,觉得第一场与第二场应该一起看,两场的关系,比较像是球赛的上半场与下半场的关系,合者双美,分则两伤。从目前这两场的内容来看,已经与将近四年前,2013年5月,斯金纳在中国台湾中研院的三场讲座,相当不同。这两个分别在海峡两岸的系列讲座,从场次结构上来说,大同小异,在中研院,有三场,第一场从方法论说起,标题为“真理与史家”,接着第二场标题是“自由的系谱”,最后一场是“国家的系谱”①,同时亦基本上吻合斯金纳在2002年出版的《政治的视野》三册的次序。

  然而,从标题与内容,已经可以很快察觉两个讲座系列有两个明显的重大区别。其一,在中研院的讲座,比较像是论文发表,而在北大的讲座,更像是斯金纳在剑桥大学时的授课内容。其二,在中研院的讲座,其内容属于近十多年来的研究发表,因此,从标题亦可看出一二,所使用是系谱(genealogy),而非“脉络”或语境(context),而目前在北大的前两场均为出于斯金纳在1990年前的一些著作,第三场应是基于他在2008年出版的《霍布斯与共和主义的自由》②一书,属于他的霍布斯研究的集大成,在北大的讲座,在政治思想史方法论方面,尤其强调“脉络”,而无一语言及“系谱”③。

  为何斯金纳的讲座在两地有如此相当的差距呢?我认为在斯金纳的北大讲座,他主要的意图,便是介绍教导早已成为世界上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学研究主流的剑桥学派方法论以及其个人过去的研究成果,因为,在中国大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与教学主流,并非剑桥学派,而是斯特劳斯学派,所以,他必须从头讲起。而在中国台湾,斯特劳斯学派并非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与教学的主流,甚至可以说台湾的政治学学界与剑桥学派有相当的亲近学术与私人关系,所以,斯金纳在中研院不用从头说起,而是可以如同他90年代以来在欧美各地的讲座,他可以放心假设听众对他的方法论与研究成果有一定熟稔与认同。

  不但从斯金纳前两场内容的设计,可以说是针对斯特劳斯学派的诠释,两场的问答时间里,很多问题,尤其是第二场的问题,在自觉或不自觉之间,几乎可说都是典型的斯特劳斯学派问题或问题意识,因而,斯金纳的回答亦是有备而来;这些问题其实斯金纳都了然于胸,斯金纳早在1969年的成名论文《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一文之中,就对斯特劳斯与其学生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有所批评。另外,斯金纳最优秀的学生之一,现在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艾瑞克·尼尔森(Eric Nelson)就是“带艺从师”,即是在哈佛政治系先接受了哈维·曼斯菲尔德斯派的训练后,再到剑桥大学斯金纳门下就读博士学位。

  剑桥学派之所以为一个学派,虽然其某些成员,如约翰·邓恩(John Dunn)与在2013年物故的伊思凡·洪特(Istvan Hont)偶尔反对有所谓剑桥学派的说法,便是他们在政治思想史方法论上的志同道合,这不是说约翰·波考克(John Pocock),约翰·邓恩以及昆廷·斯金纳三位最核心人物有完全相同的方法论,有相同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诠释,有相同的政治哲学,而是他们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上,他们曾经有共同的“敌人”,有共同反对的学术对象。 在早期,他们三位在方法论上,其实还是相当一致,尤其是的斯金纳与邓恩两位。

  再回到斯金纳1969年成名作《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一文,且看他最后一个注脚, 注脚205,斯金纳说他特别受益于邓恩,特别是邓恩在1968年的的成名论文《观念史的特性》④。在1988年詹姆斯·塔利(James Tully)编的《意涵与脉络-昆廷·斯金纳及其批评者》一书中,斯金纳在《对我批评者的答复》一文的注脚11,将上面那段话解释的更为清楚,他说他理解如何能运用语言行为(speech-act)理论来解释文本,就是因为邓恩在《观念史的特性》中提到约翰·奥斯丁(John Austin)⑤。

  后来,斯金纳在2002年出版《政治的视野》三册,第一册《关于方法》亦收录了1969年他的成名作,但很有意思的是,除了正文显著改写以外,原来注脚205已经消失,因此斯金纳自己交代1969年成名作与1968年邓恩成名作的关系,在2002年的版本里,于是无影无踪⑥。这就是讨论剑桥学派时,不能太依赖某当事人一时一地的说法,而是要长期整体上各别来细看。

  在第一场,斯金纳自己分成两部分,各占一半的时间。在后半段的内容,首出于前述《对我批评者的答复》一文,后来又收入《政治的视野》三册中第一册《关于方法》的第三章《解释,合理性与真理》,最近又出现在中研院讲座系列的第一场《真理与史家》⑦。这一部分主要是对自己的方法论在知识论(epistemology)上的定位,他已经从1969成名作中比较激进,比较“后现代”的立场,主张没有永恒不变的理念与问题,极力淡化思想史上所谓“经典”(classics)的地位,撤退或修正到有所谓真假对错,只是这种认知仍然不能应用到思想史的研究,因为这无助于理解,同时回到强调某些文本的经典地位,比如对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与霍布斯《列维坦》的推崇备至。

  如今,他依旧反对思想史研究需要研究思想或文本的真假对错,需要有价值判断介入研究,但他也划清与后现代主义的界限,反对认为思想没有真假对错,反对思想文本都是一时一地自洽的真假对错而已,他认为在伽利略与枢机主教贝拉明关于日心说与地心说的争辩,伽利略是对的,但在研究思想史,讨论谁对谁错意义不大,而是他们的信念或思想是否有“合理性”或“合适性”(suitability)。一言以蔽之,思想史研究就是,用他在《关于方法》导论一章的标题来概括,“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事情”(Seeing things their way)。

  那么,如何“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事情”呢?斯金纳认为理解文本的意涵或意义(meaning)是完全不充分的,而是要掌握住文本的意图(intention),解读文本,最重要的是找回文本的意图。对于斯金纳,文本,就是发言(utterances),就是言说(discourse),因此,文本就是一种社会行为(social action),文本的性质是公共(public)或公之于众(put out in the public realm)。于是,理解文本的意图与理解其他行为的意图,本质上是一样的。在讲座中,他以挥挥手为例子,挥挥手既可以是警告,亦可以是打招呼,如何判断何者为是,则需要从脉络(context)来理解。

  以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斯金纳的意思:甲买花送给乙。这六个字的意涵或意义(meaning)非常清楚,不难理解,但是光是理解意涵是完全不够的,因为,这个意涵对于理解其实帮助很小。因为,甲买花送给乙,有下列的几种可能:一,示爱,二,道歉,三,探病,四,到乙家拜访,五,庆祝乙公司开业等等,但是到底是哪一个呢?所以,如果没有理解甲买花送给乙这个行为的意图,光是理解这六个字的意涵,几乎等于没有理解。

  再举另一个例子,中文有句话,打是情,骂是爱,打骂怎会是情爱呢?除非我们理解意图,不然打骂就是打骂,就是暴力而已。所以,想要理解行为,便不能不理解行为的意图;意图才是最终赋予行为的意义。如果文本也是行为,理解文本就要理解文本的意图。行为的意图容易理解吗?当然很平常,每天我们随时都在理解进行理解行为的意图,这是人类社会之所以可能的基础。思想史上的文本,不过就是比较复杂深奥的行为,不像甲买花送给乙如此直白,但是两者都是社会行为,所以,理解任何行为的意图,包括文本,就是要确定脉络(context)与知道规范(convention)。

  在讲座中,斯金纳就说:“规范性给你(得知)意图”(conventionality gives you the intention)。斯金纳强调理解文本意图的重要,并非说文本的意涵不重要,绝对没有不知道文本意涵而能知道文本意图的说法,斯金纳对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文本意涵的熟稔需要怀疑吗?不但文本正文的英文翻译版本倒背如流,原文意大利文亦滚瓜烂熟。反过来说,仅仅知道文本意涵,不知道文本意图,其实就是知道甚少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总之,理解文本的意图,其实就是为了要更好更精准地理解文本。 因此,斯金纳在讲座说:“找回意图成为最重要的诠释任务”(The recovery of intention becomes the most important interpretative task)。

  意图,在公羊学,就是“微言大义”。规范,在公羊学,就是“例”。这两者的不同在于,意图是建立在对理解行为,特别是语言行为(speech-act)的一般解释,而在公羊学,追求微言大义,主要是对圣人孔子意图的恢复,虽然如此,两者对行动与意图之间关系的理解,却是可以相通无碍。规范所指涉大于公羊学所谓的“例”,因为,公羊学的“例”局限在《春秋》经文里,而斯金纳的规范则是泛指文化与学术传统,在公羊学,由“例”恢复微言大义,在斯金纳,由“规范”找回文本或行为的意图。

  正是如此,在问答时间里,斯金纳明言并不反对斯特劳斯所谓“隐微写作”(esoteric writing)的说法,他也认为是存在的,我认为从斯金纳来看,所谓“隐微写作”不过就是在政治或社会迫害环境下,比较晦涩或刻意隐藏的意图,隐微与否,只要是写作,就是语言行为(speech-act),就是一种社会行为,一样可以从“脉络”与“规范”找回文本意图,但问题在,如斯金纳指出斯特劳斯的说法,并没有提供一套可以找回“隐微写作”的方法,而往往容易沦于一种基于某种既定诠释架构(比如雅典与耶路撒冷的二元结构)的哲学解释,而且对所谓“隐微写作”在何种情况或条件下会发生,并没有很好的说明或界定。

  最后,斯金纳非常谦虚,他说你可以怀疑我对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诠释(他强调应为《领导论》),只是建立在《君主论》与西塞罗的《论义务》两本文本之间的推理(inference),他也用了一个词inter-textuality解释这种推理的性质,由此因而找到马基雅维利的意图,在第二场,斯金纳充分显示证明他的信心,完全建立在他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化与学术传统有非常渊博精湛的知识,所以,他可以很笃定必须通过西塞罗的《论义务》来找回马基雅维利的意图。在下一篇我将进一步说明。

  (本文原标题《斯金纳教授在北京的语言行为:解说“昆廷·斯金纳教授北京大学系列讲座”其一》)

  (1)请参考昆丁·史金纳(昆廷·斯金纳)(著),萧高彦(编),政治价值的系谱,台北:联经,2014。

  (3)斯金纳在方法论上转向系谱学,从他在2008年5月9日从剑桥大学退休前,最后一场公开纪念演讲,题名《自由的系谱》即可得知。另外,同年,斯金纳在英国国家学书院的演讲,题名为《国家的系谱》,2009年出版。

  (8)昆丁·史金纳(昆廷·斯金纳)(著),萧高彦(编),政治价值的系谱,台北:联经,2014, 第一讲。

  【友情提醒】昆廷·斯金纳教授从4月4日起在北京大学访学,将举办四场讲座,具体如下,读者可在腾讯新闻观看讲座直播:

http://viacosmex.com/bulaiensijinna/2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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